2024年8月31日至9月1日，为纪念晚清民国经学家张锡恭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礼乐文明的精神——第十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张先生的故乡上海松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共计四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百二十多名学者参加会议。
张锡恭，字希伏，号闻远、茹荼轩主人等，晚清民国松江娄县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四月二十二日，卒于民国十三年（1924）九月四日，师从黄以周、王先谦等经学大师，粹然纯儒，精治礼经，入民国后隐居小昆山，著有《丧服郑氏学》《丧礼郑氏学》两部巨著，其著作近年来经发掘整理，堪称清代经学乃至中国数千年经学之殿军，《茹荼轩遗书》之影印版与整理本近期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此次会议选在张先生逝世百年之际，在张先生家乡举办，既为纪念张先生，更为发扬张先生守先待后之精神，以探询中华礼乐文明精神在世界文明之中的定位。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与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昆岗传砚——张锡恭先生逝世百年特展”亦在8月29日开展，展期四十八天。
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泰山学者、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吴飞教授主持开幕式。吴飞老师提到，在一百年前，1924年9月3日，我们所在的松江，曾经发生过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战争，今称江浙战争。炮弹和战火打到了小昆山，惊醒了睡梦中的张闻远先生。张先生在仓皇中带着藏书和著作离开了松江，就没有再回来。10月2日，张锡恭去世。从此，他的生命结束了，他的藏书、著作就开始了逐渐散佚和被人遗忘的过程。三十年代，蒐集张锡恭遗著的运动也展开了，中间经过好几次断裂后，现在又重新接续起来。我们今天带着本来应该属于张先生的藏书重新回到这个地方，给百年前的事情一个交代、一个安慰。一百年之后，我们带到松江的不仅仅是他的文稿，更重要的是礼乐文明的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对各位与会代表和境外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齐红老师表示，中国经学国际研讨会从2012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为经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的学术会议，而此次会议规模较以往更为宏大。可以看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经学的意义日益凸显。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在未来，将继续与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通力合作，共同整理张先生的遗稿。
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在致辞中表示，经学是中国最基本、最核心的学问。对张闻远先生他们一代人而言，辛亥革命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精神事件，他们的学问回应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文明巨变。张锡恭集二千年丧服学之大成，与曹元弼遍注群经交相辉映。张闻远先生的丧服一书以一经通群经，贯通群经大义与历史制度，人伦家国问题建立在实质的义理之上，形成了以人伦为中心的经学体系。可以看到，丧服是理解中国文明基本价值的基础。最后，陈壁生老师对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这些年来为举办这一系列经学会议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感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编审在致辞中表示，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来希望能够在经学领域有所突破，已经陆续出版了《新经学》辑刊、《通志堂丛书》、唐文治《十三经读本》、王欣夫《士礼斋经解》等，《茹荼轩遗书》将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收入《丧服郑氏学》《茹荼轩日记》等一系列著作。对于《茹荼轩遗书》的编纂而言，林振岳、吴飞两位先生近年来对张锡恭遗稿的搜集至关重要，出版社会和两位老师配合，共同为当代的经学研究作出贡献。
开幕式之后，大会进行了两组主题报告，分别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和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主持。
复旦大学的吴格教授的报告是《〈丧礼郑氏学〉成书记》。吴格教授详细讲述了《丧礼郑氏学》一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由金松岑、曹元弼、封衡甫、王欣夫等江浙学人整理写样、联络传递的历史以及张氏原稿及相关文献在近年陆续面世、经当今学人关注收集的历程。吴老师指出，《丧礼郑氏学》稿本、书版及相关人物活动，是近世江南学术传承、图书流转之实证，更是数世学人呕心沥血保存礼学文献的见证。
浙江大学的虞万里教授的报告是《汉代传注附经与章句、注解兴替》。虞万里教授对传注附经的曲折发展以及章句、注之兴替于传注附经之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分别考察了《周易》经传合一的过程、《尚书》与《尚书大传》的分合过程、《春秋左氏》经传合一的过程和《古文孝经》经传合一的年代。虞老师指出，随着经学的发展，由先秦之传体演进到章句时代，各家离章析句之经文渐趋定型，为“注”之产生创造了条件。
上海博物馆杨志刚教授发表了《晚清民国礼学重构的若干趋向——兼谈礼学内在精神之传承发展》一文。杨老师回顾了清季民国修礼的历史，并聚焦郭嵩焘、孙诒让、张锡恭、刘承干等人物，讨论其学术宗旨。杨老师指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藉由研究者们“寻找”“发现”，重新对古代礼制及文化展开各种研究，礼学得到“激活”。近年包括对张锡恭在内的晚清民国礼学人物的整理、出版，反映了学术传统接续的不断深化，也将影响礼学现代重构的下一步可能与走向。
河南师范大学的吕友仁教授发表了《对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十二点质疑：兼论其“不敢治经”》一文，对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中的观点提出了十二点质疑，并建议北京大学组织全国经学力量，编纂《‘二十四史’引经考》，弥补和纠正现有二十四史整理成果中存在的经学失误。
澳门大学的邓国光教授的报告是《因文明道：唐文治先生〈十三经读本〉及其评点札记探要》。邓老师指出，二十世纪前期出现的《经学文钞》《十三经读本》这两套非常重要的经学教育用书继承了“因文明道”的经学教育向度，乃二十世纪经教实践的轴承，足为今后经学所正视与发扬。
同济大学的张文江教授的报告是《杨践形先生的两篇序——兼述民国以来的易家》，张文江教授详细介绍了杨践形先生的学术渊源和著作流传情况，探讨了杨践形先生于1949年以后仅存的两篇序——《神形篇》序和《周易终始》序，介绍了序中提到的师友，分析了他对当世易家的评论，指出杨践形先生的这两篇序对于我们理解民国以来易学史的重要性。
南京师范大学王锷老师、郭明仪博士进行了题为《张锡恭〈丧服郑氏学〉平议》的报告。发言人在报告中对比了张锡恭的《丧服郑氏学》与蒋彤的《仪礼丧服表》。在分析《丧服郑氏学》一书的礼学价值时，发言人在肯定该书成就的同时，对书中“慈母”与“姨”的定义提出了两点质疑。报告认为丧服条例复杂，张锡恭的个人观点虽有小疵，但难以掩盖《丧服郑氏学》的成就，是研读《丧服》的必备工具书。
上海交通大学林振岳老师在评议中表示，郭老师的文章从清代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丧服郑氏学》，将《丧服郑氏学》生成的环境还原了出来。此外，林老师指出，张锡恭的手稿中其实亦有附表，建议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将蒋彤的表与张锡恭的表进行比较。
北京大学吴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张闻远先生〈丧服异义驳〉藁本考述》。吴老师首先介绍了张锡恭《丧服异义驳》写作的背景，考察了《丧服郑氏学》和《茹荼轩日记》中对《丧服异义驳》一书的记述。吴老师讲述了张锡恭《丧服异义驳》前三则如何驳斥程瑶田之说，并介绍了张锡恭的“大节级”学说。其次，吴老师分别论述张锡恭如何在第四、五则驳敖继公之说以及第六则如何驳贾疏之说，文中所论虽多已见于《丧服郑氏学》，然亦颇有差异，两者对勘，有助于深入理解闻远先生丧服学之运思。
井冈山大学邓声国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吴老师的文章第一次整理出张锡恭的《丧服异义驳》，文章对张先生的六条驳论逐一介绍，对我们今天理解张锡恭的治学思路很有帮助。
上海交通大学林振岳老师报告题目为《张锡恭行年简谱》。林老师的报告对张锡恭的家世与生平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将张锡恭的人生分为八个时期：早年时期、南菁书院时期、松江融斋精舍、两湖书院时期、松江馆课时期、南京蒯氏馆时期、礼学馆时期和小昆山时期。
南京师范大学王锷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林老师的论文让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张锡恭先生的生平，并就年谱的编纂体例提出了几点建议。
复旦大学徐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周官“成数”与五行、六合思想的考察》。他通过对《周官》一书中“成数”的分析，指出《周官》主“六合”的基本结构，与“五行”为主的数术潮流存在一种竞争关系，讨论了《周官》一书在五行方面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并且指出张锡恭先生在《周官》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
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徐渊老师的文章考虑到《周官》诞生的时代背景，还让我们了解到张锡恭先生的《官联表》，对我们很有帮助。不过在五行、六合的发展脉络上，林老师认为还需要更仔细地考辨。
四场报告结束后，与会人就《丧服郑氏学》的体例、张锡恭年谱的整理、六合观念和五行观念的产生与竞争、郑玄的王礼构建与官联观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北京大学周飞舟老师、许方毅同学报告的题目为《“报”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基于丧服学的讨论》。报告详细讨论了报服的特点和不同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报服中蕴含的礼义，以及至亲无报服的原因。台湾东华大学程克雅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该文能够让学界重新审视对清末民初学者的认知，开拓礼学研究的空间，但是在对报服的解释逻辑上仍然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台湾东华大学程克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曹元弼、张锡恭“报”义诠解》。报告深入讨论了报的本字和语源义，报的《三礼》经典注疏释义，以及张锡恭和曹元弼对报的诠释的比较。北京大学周飞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该文从字义的起源和《三礼》对报的讨论两方面拓展了学术界对报的理解，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并提出可以进一步探索报的主体间的仁至义尽问题，以及报与祭祀之间的关系。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丧服〉“为祖后”析论》。报告详细阐释了对“为祖后”问题进行讨论的重要性，“为祖后”的不同情况与礼义内涵，以及在嫡孙之父有废疾不立而且父在的情况下，嫡孙之祖父为嫡孙服服的情况。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该文把“为祖后”的各类情况都进行了阐释并把丧服中涉及到“为祖后”条目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清晰地梳理。同时，雷老师认为可以进一步讨论在“父在”的情况下“为祖后”的服制问题。
重庆大学邝其立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世说新语〉“名教中自有乐地”发微 ——论玄学对魏晋礼学的影响》。报告深入分析了 “名教”一词含义的转变，以及汉晋之间情礼观的差别。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该文从小切口进入，扩展到玄学对礼学的影响这一大问题，提出了名教与自然并行的新观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同时，张老师提出魏晋时期礼仪规范的变化似乎与本文所持观点并不一致，需要进一步商榷。
浙江大学朱振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自然、习俗与忒拜戏剧中的克瑞翁》。朱老师聚焦于19世纪浪漫派《安提戈涅》中的克瑞翁（Creon）这一形象，阐述了既有的批评者不论用“家”与“城”，还是用“自然”与“习俗”的二元范畴加以简化，均有失妥当。朱老师强调，结合文本细节的分析及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将其与索福克勒斯其他两部忒拜戏剧看作一个整体进行解读并理解三部戏剧中克瑞翁形象的关联，是理解忒拜戏剧的关键，从而分析“自然”与“习俗”在索福克勒斯视野中的意义。评议人颜荻指出，克瑞翁在三部剧中分别具有三种不同的形象和反映。把“作为一个平庸的人”的克瑞翁放在一种什么样的位置上解读比较合适？对此的进一步思考有助于解决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二元分割的问题。
清华大学颜荻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理解死亡：古希腊的冥府与死后世界》。颜老师聚焦“死亡”问题，选取了古希腊世界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死亡思想，探讨古希腊人如何理解死亡与死后的世界：传统的宗教与神话、在希腊地区流行的厄琉西斯秘仪以及启蒙运动中灵魂不死与灵魂转世学说。这三种死亡思想彼此之间充满张力，但也恰恰是在如此复杂的交织中，构成了古希腊丰富且厚重的关于死亡的理解。浙江大学朱振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不同的死亡观背后实际上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对于文明的观念，而如何理解近代死亡观中德性与文明的分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德国耶拿大学仲威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精神中来，到精神中去——论“自然”在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性消逝》。仲威博士为我们简要地梳理西方思想史中自然与精神之关系的演进过程；并重点阐明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然概念，在其中，精神概念最终实现了对自然概念的绝对超越；进一步地，从中西文明比较的方面对相关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整体上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巫和宗教的区别、西方宗教和中国宗教的异同以及自然和精神的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此篇文章具有中学和西学的双重视野，所涉及的问题在中西哲学中都有重要意义。此外，余老师建议进一步思考李泽厚的观点在黑格尔哲学视角下和中国本土宗教背景下的不同理解，同时可以增加对佛教中相关概念的讨论。
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德何以有威？——儒家德性原则的文化心理机制》。方老師试图从文化心理结构出发，揭开德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高原则的真正秘密。他指出，德的本质要素由一种行为构成，即某种被认为真心帮助他人的行为，这一行为导致受惠者对施惠者有感激之心；围绕这一本质要素，先秦政治思想中的德论基本上不出德行、德性（德目）和德政三者框架。由此我们得出，德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关系本位的产物，反映了人与人在心理上的感应。这种感应是中国文化中一方服从于另一方的最有效条件，中国文化中最有效的政治权威——德性权威——正由此形成。德的提升之所以成为殷周之变的标志、并代表一种政治理性，是因为德性权威下的政治服从不是建立在强迫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心悦诚服上，是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
北京大学李畅然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首先，理性和巫术之间，是一个渐进的光谱，而不是截然二分的，巫术很明显的也是遵循一定的因果链的。第二，德本来的意思，还是要从“得”的含义来生发，会对它的本意理解得更深刻一些。德和天命之谓性还是有很大的关系，方老师将德与性基本划等号的这一套解释，也是符合实情的。最后，德最多的似乎是一种稳定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李畅然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姻亲在礼三本中的独特性暨人伦中的优生因素》。李老师指出，先祖暨父母双亲在礼三本中承上启下，提示着人类自生自化的类本质。尽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政治学重要的区分，然而第一，人类个体间均存在着广义上的血缘关系因而具有相当的潜能，这是人类社会及相应的政治成立的前提。第二，从优生角度乃至物种先天的趋向看，两性结合以血缘尽可能疏远为佳，因此在父系血统体系中不享有独立统系的母亲一方，不仅在狭义的父系族群血缘中占据地位，同时也是广义的人类血缘的真实要素，从而关涉到了公共领域。因此，儒家对包括姻亲在内之血缘的重视具有普世意义，不宜视作前现代的狭小视角；而宋儒以人各有父母来解释“分殊”，忽略了婚媾关系已然兼具的“理一”之向度。
国际关系学院唐纪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老师的文章结构比较复杂，首先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了辩护，对于西方社会学对儒家亲的概念的狭义理解做了一些批评；在儒家内部，李老师又批评了宋儒的狭隘性。唐老师提出，从荀子的礼三本到后来，“天地君亲师”中君和亲的位置发生了改变，是否可能也是从国家到个人的思路，导致君的位置会向前移，还有待探讨；其次，宋儒具体指的是谁，需要点明具体的人物；最后，说孔孟是介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但具体来说是什么向度，在文章中还未充分地展开。
北京大学肖清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明末清初中西有关天命之性的诠释与再诠释》。肖老师指出，《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历来受到注疏家的重视，对其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其中，对中国哲学影响最大的是朱熹的解释。朱熹认为天命之性即天地之性亦即理，但理只是一种潜在，需要与气相结合才会在人身上落实，因此就有了气质之性。晚明入华的天主教在附会儒家经典之时，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天主教认为天命即天主命，天命之性即天作所赋予人的灵性，而灵性就是灵魂，具备推理能力。天主教还将天命之性作为判断一个宗教是否为真假的标准，认为天主教是天主钦命之教，符合天命之谓性，因而是真教。通过考察明末清初东西方有关天命之性的不同诠释，可以为深入理解晚明以来的中西文明互鉴与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参考。
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文章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传教士对儒家的改造，和对基督教某些教义的放弃、背离。首先需要辨别，在先秦文献里，天和地的含义存在区别。在商朝的时候，不存在祭祀天，只祭祀地，地是高度人格化的；西周以来的文献中，地和天并存，天一方面有人格化的神，另一方面又有自然的含义，所以天并不仅仅是人格神的含义。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传教士在什么意义上背弃了基督教自身的传统，比如把性等同于灵魂，这就拥抱了性善论，抛弃了基督教的原罪说。尽管原罪说不能等同于性恶论，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教士和原始的基督教传统是有背离的。原始的儒家思想经传教士理解后，将儒家的修身与在上帝面前的忏悔与祷告混同在一起，然而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有更多的区分，能够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
苏州大学王俊敏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潘光旦论人本与中庸之道》。人本论和中庸论在潘光旦的思想中占有纲领性的地位，是讲学的提纲，但没有形成系统的著作，都是散见的论文，缺少系统化。因此本文希望将其条理化和一定程度的系统化。人本论的第一层，是一切从人出发，向人归宿；第二层，是遇有二事以上发生冲突时，一切折中于人，即由人来斟酌损益。中庸之道论，表面上好像指的是第二层，其实是两层都赅括的，中西人文思想都有近乎三才的说法，三才天地人，人居天地之间，不以天地，而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未尝不是一个中庸的看法。
南通大学顾海亮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文对潘光旦文稿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解读，并给出了几点建议。首先，王老师的主要思路是将潘光旦的思想，通过其两篇文章梳理出来，但参考文献不足，建议补充更多的原稿与既有研究。其次，体用思想不是从玄学出来的。最后，中国的天、地、人思想与西方的物道、神道、人道，不能简单的比附，因为中国强调天人相感、天地相通，与西方所强调的天人的主客二分存在本质区别。
捷克科学院亚非研究所台湾中心的黄冠云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何谓孔氏三世出妻？》。黄老师注意到，根据《礼记·檀弓》的两段记载，孔氏在包括仲尼本人在内的四代或五代之间，有三人提出离婚，可为非比寻常。黄老师希望对此提出解释，结合其他的文献记载，例如有关周公、孟子的，探讨这有关孔子家族历史的一桩公案中所揭示有关许多古代文献性质的基本问题：何为纪实、何为虚构、我们如何区分以及区分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到稳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他注意到了黄老师在史学方法甚至中国古代的男女关系问题上的一些关怀，但这更反映出了“孔氏三世出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若能更全面地梳理该问题的学术讨论历史，包括结合现代对孔氏学说的批判与讨论，会使这个问题更加清晰。
孔子研究院的曹景年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明代“三礼”新说考论》。曹老师注意到，作为一门学问的“三礼之学”的学理合法性并不稳固，这主要是因为《礼记》本身是礼经之记，与《周礼》《仪礼》并称为经未必合适，而且《礼记》内容庞杂，很难单独成“学”。朱熹、吴澄在“《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的思路下，对“三礼”文本进行了系统改编，但都没有实质性撼动传统的“三礼”说。至明代，以李经纶等为代表的学者解构了《礼记》文本，创建了包含《周礼》《仪礼》《曲礼》在内的“三礼”新说。曹老师认为，这一新说将文本组合意义上的“三礼”提升为礼学构架层面的“三礼”，周礼、仪礼、曲礼分别代表宏观层面的国家设官分职、中观层面的重大仪礼活动、微观层面的日用伦常之礼三个礼学面向，其所构建的礼学体系更为科学合理，对于今天礼学的研究与传承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张帅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曹老师的关注点非常有新意，与以往对明代礼学的价值的相对疏忽相比，曹老师对明代礼学成果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这对于中国礼学发展史的梳理以及“三礼学”学科在学理上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刘柏宏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陈澔〈礼记集说〉与朱子 —— 兼释 “ 坦明之说 ”》。刘老师提到，元人陈澔编撰《礼记集说》是宋代以降《礼记》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要解释陈澔《集说》通行于明清社会的原因，历来惯常意见是从朱子学作为时代思想背景的立场出发，但刘老师指出从师承家学联系陈澔《集说》与朱子的说法有不足之处。他依据三条线索从师承之外的角度确认陈澔《集说》与朱子的联系，并针对陈澔“坦明之说”进行了梳理，认为陈澔对《礼记》的注解对于今人理解《礼记》的现代价值很有意义。
就此报告内容，曹景年老师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刘老师在文章中分析详尽、资料充足，之后，曹老师提出关于《礼记集说》排除《大学》《中庸》等而直接采用朱子章句这样的朱子四书学影响或许应当给予更多的说明；以及有关《礼记集说》的时代评价，明清时期的批评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曲阜师范大学的张帅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义逻辑与现实抉择——魏晋南朝郊天礼沿革考》。张老师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五礼制度成熟发展的关键时期，五礼之吉礼中最重要者当推郊天礼。魏晋南北朝也是礼制建构自觉地受经学指导的时期，在郑玄礼学与王肃礼学的不同影响下，郊天礼分化出圜丘与南郊二礼，随着郑学与王学影响力的消长，郊、丘礼的设置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从中可以看出礼经的诠释与礼制建构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曹魏与西晋时期分别遵从了郑玄与王肃之学，东晋以及南朝的礼制建构则是杂糅了郑、王二学。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在评议中提出，魏明帝时期的郊天礼与郑玄所定之例的差异是多方面的，除了张老师所关注的名称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值得讨论；同时对于晋初礼制中“五帝”的内涵与郑玄礼制中的五帝之差异也需要给予足够的考察分析。
湖南大学郜积意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经席仪综考》。郜老师指出，升席和降席之法是《仪礼》席仪的核心所在，升降之法关乎席之首尾，而席之首尾上下，在经书中或无明文佐证，带来了诸多理论上的疑难，郜老师认为，辨明郑注“由便”“躐席”的含义对于更好地理解席仪升降之法有重要意义，也能够依此检验各种理论解释之得失。郜老师主要讨论了遵者之席、祝席、户内主人席、介侑降席相关的四个疑难。在评议中，许子滨老师认同应当重视对《仪礼》中的各种“琐碎”细节的理解，以及通过图片辅助论证的重要性；并就席区分首尾等问题与郜老师、林秀富老师展开讨论。
岭南大学许子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例与经例的运用——论礼家诠解礼书“皮弁服素积”的分歧与消解策略》。许老师的报告主要关注“皮弁服素积”的郑玄解释，讨论礼例与经例的应用及其对于理解完整皮牟服的重要意义。许老师强调，郑玄对皮弁服的诠解，其策略固然值得今人借镜，其成效也应用礼例与经例来检验。在特殊的情况下，尽管经例与礼例不符，或构成冲突，但不能因此郑义非是。在评议和讨论环节，郜积意老师指出，衣食住行，“衣”是《仪礼》中重要主题；他也肯定了文章在引用上的丰富性，但认为超出《仪礼》自身的太多引用（《左传》《国语》等）也会使得整体的论述效果减弱，两位老师就如何把握使用《仪礼》之外的文本引用来进行论证的弹性展开交流，并与现场旁听马楠老师就郑玄和王肃之间的分歧展开讨论。
洛阳师范学院林秀富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试论郑玄“朝正礼”说及其对〈仪礼〉分章发展的影响》。林老师指出，郑玄提出“朝正礼”说来说明《大行人》篇未记载行朝礼的缘故，她从五个方面（朝先享、朝正礼、不嫌有等、明臣职、朝先享）分析郑玄的“朝正礼”所包含的理论预设。林老师同时认为，礼典主要礼义来自中心正礼与主要礼段。最后，林老师通过梳理贾公彦对“正祭”概念的使用以及朱熹和吴廷华对于“朝正礼”概念的接受，讨论了“朝正礼”概念对于《仪礼》分章发展的影响。并认为由《仪礼》礼典文本所构成的礼典概念，也有可能是郑玄经学理论体系的核心之一。
井冈山大学的徐敏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记〉深衣十二幅说考》。在明确深衣如何分幅、破幅、联幅的基础上，徐老师处理了分幅、破幅异说，通过计算证明，深衣形制应当为深衣通身十二幅之制，徐老师认为，异说中的误解来自于对“幅”的理解不当。在评议环节，林秀富老师对文章的结构安排提出建议，与此同时，林老师认为，似乎并非所有的“幅”都能够以“宽度等幅的布”来进行解释。
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宗法制非父权制——读吴飞〈礼以义起〉》。他在整理张锡恭、吴飞等人“至亲生至尊”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亲亲也有两种——生活亲亲与生命亲亲，指出中国传统宗法制是建立在生命亲亲和生命尊尊情感之上的宗法制与西方纯粹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父权制有根本不同。评议人吴飞老师指出，赵老师的发言能够很好地引入后面的争论，很好地区分了中国的“宗法制”和罗马的“父权制”，不只有尊尊，而且有亲亲。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鹄老师进行了题为《关于张锡恭丧服学的几点意见——与黄铭、刘斌、朱明数三位博士商榷》的报告。发言人提到，在七月参加清华大学召开的“经学与中国文明”学术研讨会期间，发言人曾经仔细阅读过黄铭、刘斌、朱明数三位学者关于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的论文。林鹄老师在肯定三位老师研究成果的同时，围绕书中的“为父后者为嫁母服”、对“父为长子”条“不继祖”的解释、以大夫之子为中心的尊降与厌降等几个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三位老师的理解。评议人黄铭肯定了林鹄老师对父为长子条的讨论，不过在嫁母的问题上，黄老师与林老师有所商榷。黄老师指出，对于嫁母绝族，郑玄在《丧服小记》注等多处都有表述，从这个角度，黄老师认为，祭祀的主持人仍然要考虑二姓之好的问题。
重庆大学的黄铭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一本”与“二本”——“正尊降服”说小议》。黄铭老师首先指出，张锡恭的《正尊降服篇》是为了解决为以往礼学家忽略的“加隆”与“不降其適”的矛盾而提出的。如果将“正尊降服说”视为算法，将“加隆说”的一个步骤拆解为先加后降两个步骤就显得叠床架屋，但考虑到子妇的丧服，就知道先加后降的步骤是必然的。其次，围绕“降服”的对象是本服还是加隆服，黄铭老师提出了“旁亲原则—己亲原则—确认传重唯一性”的子服算法。在此基础上，黄铭老师重新理解“三年丧”与“至亲以期断”，认为将子女对父母的浑然之情，人为地抽象并分离为“亲亲”与“尊尊”两个元素，是为了推演出更多的人伦关系。黄老师认为自己提出的“基于‘一本’之下的‘二本’抽象推定说”能够弥补张锡恭“正尊降服说”义理解释的缺陷，为其算法提供另一种义理的解释。评议人林鹄回忆了自己与黄铭老师过去的讨论，并就黄老师对张锡恭的理解提出了几点批评。
华南师范大学的雷天籁老师进行了题为《从丧服学论仁义关系——对张闻远先生“正尊降服”的一个哲学解释》的报告。报告人重构张锡恭从仁义关系解释丧服制度最为核心的三年丧原理，认为仁是一种最为基本的对活着的感受力，“仁”“爱”“亲亲”的原理一致，而“义”是人根据对活着的感受力而建立的规范，“义”“敬”“尊尊”的原理一致。“仁”是“义”的原因，“爱”是“敬”的原因，“亲亲”是“尊尊”的原因，三年丧是它们的统一体。报告人指出，张锡恭的“降”和“报”都不在丧服制度中，而是“在制服先”，一定程度上剥离了宗法因素，张先生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阐释，重新解释了丧服制度的原理。评议人朱明数肯定了雷老师解释的学术价值并提出了自己对张锡恭正尊降服说的几点质疑，表示我们在阅读《丧服》时必须对“降服”“报服”等概念进行底层的离析。
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吴地易学源流略论》。报告回溯了吴地的地域因素对后世易学的影响，介绍了吴地有史以来主要的易学大家及其主要贡献，并阐释了吴地易学的主要学术风格。中国人民大学李守力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该文梳理了吴地的易学史，进行了首尾呼应，肯定了吴地易学问题的学术意义，并认为可以进一步在此基础上拓展吴地易学的研究范围。
同济大学吴小峰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周易·履卦〉中的礼教精神——履卦讲疏》。报告结合自身体会与现实社会现象，生动地阐述了序卦中的物畜与礼，履卦中的柔履刚和履虎尾，以及卦的辨上下与定民志的功能。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以阳为不可见，以阴之呈现阳的观点仍然有待商榷，此外，阴呈现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种一般性的通则来进行学术研究仍然存在疑惑之处。
中国人民大学李守力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周易〉萃卦看天人感通的礼乐核心》。报告阐述了《周易》卦辞与卦义的三个层次，继地与天通“亨”的层次，地与天通“利涉大川”的层次，人与地通“利有攸往”的层次。同济大学吴小锋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亨”是否存在人与天通、人与人通的层次这一问题可以进行进一步讨论，从元亨利贞的角度去梳理六十四卦是否是一个好的角度也有待商榷。
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王化的限度——以蒙卦“不利为寇”为线索》。报告讨论了“包蒙”与“击蒙”的内涵，“王者无外”与“治五千里内”的理解，以及天道生生与有限政教之间的关系。评议人谷继明老师指出，该文以小见大，讨论了蒙卦的深刻内涵，深入探究了经学与易学之间的互动和区别，也从人道与天道之间的关系讨论了“亨”的意义。但是，谷老师认为该文的伦理观更偏向经文学还是古文学仍然有待讨论。
北京大学张丽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禄琳琅旧藏宋刻本〈纂图互注尚书〉略说》。张丽娟老师指出，今存《尚书》宋刻本共有五部经注本，惟天禄琳琅旧藏宋刻本《纂图互注尚书》因残卷散存，又不易获见，未能列于校勘之目。张丽娟老师有幸于2024年6月在拍卖市场中获见民间收藏的天禄本《纂图互注尚书》第一册，与今存《尚书》诸善本相比勘，从版刻流传、文本特点以及异文分布等方面为我们介绍了该版本的相关情况。
清华大学马楠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张老师的论文全面分析了《尚书》天禄琳琅本的源流和特点，为我们讨论并比对四库丛刊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天禄琳琅本的重要性使得它仍是研究者案头必备的版本。
清华大学张涛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王欣夫〈论语注疏解经考证〉初识》。张老师指出，王欣夫先生不仅集藏书家与文献学者于一身，而且曾从吴县名儒曹元弼学习，所受经学熏染，亦极深湛。其中，先生的《论语注疏解经考证》撰成于1951年冬，本拟仿仪征刘氏《左氏传旧疏考证》例，撰成一书，但不久院系调整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致力于讲授“文献学”课程，其亲自撰述专书涉及经学者当推是书。其书根基仍在文献校勘，而精绝者直入汉晋注与唐宋疏之堂奥。
复旦大学吴格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张涛老师的发言让我们对王欣夫先生的为学与为人更加了解，基本上更无遗意了。此外，吴老师提到，当今学者之间的交流以及异代学者之间的“知己”之感是十分值得珍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诗传遗说〉所见朱子论〈诗〉语录佚文辑考》。李老师介绍道，南宋黎靖德编纂的《朱子语类大全》是最通行的朱熹语录汇编本，但所收并非全璧。朱熹嫡孙朱鉴编刻的《诗传遗说》，收有不见于《语类大全》的语录佚文三十余条，足为补充。《诗传遗说》系由朱熹子孙编刻，刊刻时间早于“五录四类”中的大多数文本，其佚文与异同反映了朱子语录之更原始的面貌，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北京大学李霖老师在评议中就《朱子语类》的一些编纂和版本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并就相关话题与李震老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安徽大学王献松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江永〈礼书初编〉考论》。王老师指出，徽州学者长于礼学，其中江永《礼书纲目》颇具代表性。江永生前名声不显，但在死后，其名下多出了不少托名之作，今人认为《礼书初编》一书即江永所撰。但经考察，《礼书初编》实系清末南京陈作霖据江永《礼书纲目·曲礼》内容删订改编而成，因此，《礼书初编》的作者项应著录为“陈作霖”。
清华大学张涛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王老师的文章已经十分完善，不仅结论可靠，而且在下判断时分寸感的把握也很到位，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具有切实意义。
国际关系学院唐纪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太平经国之书〉中的理财思想》。唐老师指出，郑伯谦的“理财”观念，虽然指向国家层面的财物管理，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因为这些学科更多地关注政府的经济行为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源配置与利用的问题，而郑伯谦则是在理想政治的视域下审视“理财”的。在郑伯谦看来，“理财”的重要性一方面在于其与民生问题的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在于其对君心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在“理财”制度的安排上既要防止君主侈心的萌生，又要满足奉养君主的需求。为此，郑伯谦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即理国之财非理天下之财，与理其出非理其入。而对于“理财”中必不可少的监督环节，郑伯谦认为只有监督者相对于被监督者有“相临之势”，监督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
台湾大学彭美玲老师在评议中给出了文献资料方面的补充和扩展研究的建议。首先，补充了郑伯谦的背景信息，提出也许可以将其与永嘉学派的脉络联系起来看；他曾任常德知府提举兵马，或许也刺激到他的学术工作。其次，从文献上看，《太平经国之书》的流通量不低，引用率也不低，或许可以展开一定的辑轶工作。最后，王安石曾经带起了一股《周礼》学的高潮，郑伯谦此书大概也是承此风潮而作，那么也可就此展开对这一波《周礼》研究风潮的探索和比较。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先秦儒家人鬼祭祀观念探析》。在《周礼》中，先秦儒家将整个鬼神体系分为天神、人鬼、地祇三类。三类之中，先秦儒家更多重视的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人鬼。在先秦儒家对于生死的最基本认识中，人的死亡就是魂与魄的分离，此后便称鬼神。而在人鬼祭祀中，尸作为神主，再一次完成了魂、魄的聚合；祝则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沟通了鬼神与现实世界。尸与祝的存在，是整个祭祀活动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人鬼祭祀活动以馈食礼为主，所表现出的最直接的人文意义就是“孝”。同时通过对生死、鬼神的重新诠释，先秦儒家构建起了一个与生人世界相映的鬼神世界。先秦儒家对于鬼神世界的构建，再一次印证了儒家伦理思想存在的正当性，更加强化了儒家伦理思想在现实世界的影响与作用。
中山大学李晓帆老师在评议中则从《仪礼》文本不全、三《礼》文本之间的张力等方面为文章论证先秦祭祀活动的人文化与理性化提出了建议。首先《仪礼》中的祭祀对象只有人鬼可能是因为高堂生传本遗失了祭祀自然神的部分；其次《礼记》中有「祭祀不祈」的明确表述，而《仪礼》中却记录了祷词，因此二者所反映的思想不尽相同，在引用互证时需要谨慎。
中山大学李晓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神灵敬畏到伦理自觉：〈礼记〉自然神祭祀制礼依据的跃迁与实践演化》。李老师指出，《礼记》各篇对所祭自然神的认知并非全然一致，前人多因这些“不定之辞”而低估《礼记》的思想价值。 其实从这些差异中，刚好可以得见春秋到两汉期间自然神信仰的内在演进（思想变迁），以及相应的祭祀依据跃迁与实践演化。 《礼记》中虽然有人格性自然神的记载，但只有个例，并且已然不见如殷墟卜辞中“帝令雨”、“帝令风”般具象化的天神行为。 自然神往往以非人格性、且具有超越性与伦理性的道德神形式存在，被视为宇宙间法则来指导人间事宜。 部分论述中，纯物质性的自然世界认知已然萌芽，智识群体将天地等自然对象在理性上视为纯物质的自然之物，但在价值认知中又再次将部分超越性加诸其身，从而构建感性上的信仰情态。 《礼记》所载自然神的变化特征恰与春秋到两汉期间智识群体世界认知的理性化、人文化趋势一致。 对自然神的认知不同，祭礼构建也随之不断发展，祭礼构建依据逐渐从外在的神灵力量震慑，转向人们内在的心性彰显与伦理自觉，如何祭、乃至祭或不祭，逐渐完全掌握在人的手中。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文的理论建构视角宏阔，但《礼记》文本的构成本身非常复杂且时间跨度大。篇章之间前后矛盾之处很多，郑玄、孔颖达都无法弥合，如何理解其内在的一致性和统一性是一个需要更多论述的问题。其次，文章以天为自然神的代表，并从含义上分为三类，尝试提出一种从人格性的意志天，转变为伦理性的道德天的理性化、人文化趋势。但从文献形成的年代顺序来看，论证意志天的材料《月令》、《檀弓》等主要是战国晚期的，论证道德天的材料则成书于春秋时期和战国中前期，似乎与结论有不一致之处，或许值得更细致的探讨。
清华大学的陈壁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春秋〉之义与〈丧服〉之礼》。陈老师注意到，《春秋》今文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其中，“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之说，曾引发五经之异义，为历代所聚讼。许慎以东京大儒，五经无双，而认为“妾母之子为君”是否应尊其母为夫人，是一个《春秋》学问题，因此，备列三传之异义。而且，在这一问题上，罕见地出现《公羊》、《左传》义同，《穀梁》义异。许慎从《公羊》、《左传》，而郑玄以《丧服》观《春秋》。“母以子贵”是建立在“亲亲”基础之上的一种基本原则，如果说“子以母贵”在《春秋》学史上向无争议，“母以子贵”自汉代开始，便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从许慎《五经异义》所列的穀梁家说到郑玄，乃至清代经学家刘逢禄等等，都极力反驳“母以子贵”。陈老师提出，重新理解这一问题，对今人如何读《春秋》，如何理解《春秋》与礼学的关系，乃至如何读经本身，都有可以参考的意义。
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老师在文章中的切入点细致入微，但展现了春秋学与丧服学的关系这一大问题，对于礼学是否能统摄整个经学体系的质疑是非常有价值的；郭老师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有郑玄以外的《公羊》礼制体系，使我们对上述的大问题能有更多角度的考察。
华南师范大学的张淑一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侯康〈春秋古经说〉的学术价值》。张老师提出，侯康是清代岭南地区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其重要著作《春秋古经说》通过音义比较、义理阐发等训诂学方法，试图复原《春秋》古经面貌《春秋古经说》体现出鲜明的学术风格：以《左传》为尊、以汉学为宗、对杜注能客观评价，既体现反映了清据学的时代特点，也彰显了岭南学术兼容并包的地域特点。《春秋古经说》广泛引用和借鉴前辈学者的观点，亦与同时期学者的同类著作形成互补，对清人研究成果做出补充、质疑和发展，共同完善《春秋》学的学术体系，受到后人较高的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秦行国老师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张老师文章中的论述和梳理达意清晰，不过张老师的方法更偏向历史学，对于经义的训诂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秦老师与张老师进行了商榷；并且还提出，在经学中，汉学和宋学并非泾渭分明，在经义方面的考察需要注意这一点。
北京师范大学的秦行国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与礼：胡安国〈春秋传〉中的秩序世界》。秦老师提出，宋儒胡安国在《春秋传》中以天理为基础，塑造了自然秩序、人伦秩序与夷夏秩序。在自然秩序上强调畏天、敬天，天人相感，人伦秩序上以礼为基础，强调尊王，君臣之伦，而在夷夏秩序上亦以礼为则强调攘夷，夷夏大防。在此套秩序之外，胡安国又进行了反向的探讨，在畏天、敬天之外强调借由内省、修德而可以实现以人胜天，在尊王之外强调天的主宰性，天对王的制约，而在攘夷之外，却强调用夏变夷，夷狄可进。
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老师在评议中首先赞同了秦老师对于胡安国文本材料的版本选择，在此基础上对于夷夏问题的考察以及从天与礼关系切入的视角选择也非常值得肯定；余老师提出，对于汉学“天道”到宋学“天理”的过渡，“天道”的诸种释义间的比较等形上层面的阐发与细节的展开还可以给予更多的重视。
孔子研究院的陈以凤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春秋穀梁传〉视域下的聘礼与聘例》。陈老师提出，聘是古代一项重要的礼制，主要涵括天子聘诸侯、诸侯聘天子、诸侯相聘三类。《穀梁传》所言聘礼对礼书的记载略有补充，其重在据礼比经而立例。由例而闸发《春秋》微旨。《春秋》所记聘事共三十九则，兼有周王聘鲁与诸侯聘鲁，或书“使xx来聘”、或书“xx来聘”，或书时，或兼书时月，或兼书时月日，书法不一而足。书“使xx来聘”、书聘者尊称、书时三项具备者为“聘”之正例。聘之变例，则主要是变文“使xx来聘”、聘者称谓的书写，于“笔削”间揭示《春秋》奥义。聘例藉由比经而得，聘礼在正例、变例之间推阐精微。比诸聘之正例与变例，亦可见《穀梁传》所蕴含的尊天子、不以亲亲害尊尊、华夷之别、以礼化夷的思想。
就此报告内容，华南师范大学张淑一老师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陈老师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和分析非常细致；之后，从历史学与经学、礼学间的学科交流的角度，张老师与陈老师就一些细节进行了商榷，例如聘礼的正例与变例的定性问题，以及从史料阐释的角度《穀梁传》与《春秋》的文本的可比性问题等。
第六分会场由南开大学范广欣老师主持，由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武汉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覃力维、清华大学吴迎龙博士进行共计四场报告，并由林素娟老师、邓秉元老师、范广欣老师及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对报告内容进行评议。
复旦大学邓秉元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学备物观念的起源及发展——孔门德性论的内在展开》，邓老师的报告对礼的“备物”观念进行梳理和澄清。邓老师认为，在先秦时代，备物观念大体可以包含四个时期的发展。首先是早期以报本反始为目的的礼乐实践，其次是周初经文王、周公创制立法后拓展到天地视野，再次是孔门德性论自觉之后在心性领域的开掘，最后则是内圣外王精神驱动下战国秦汉的经世之学。在评议环节，林素娟老师就情深文明中情感与情实的关系、对孟子本心的理解是否容易受到宋明理学的框架的影响等问题与邓老师展开交流。高瑞杰老师参考沃格林的相关说法，就孔子在汉代以后的形象及汉代经学的回溯问题向邓老师提问。
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周礼中的物观与辨名物之道》，林老师指出，《周礼》中“辨”＋“物”或“名物”的组合是非常常见的表达，其义为对物的辨别。《周礼》由 “辨名物”来建立官职系统以及祭祀、贡赋、赏罚、教化系统，也由“辨名物”展现天道、政事及人伦之秩序。邓秉元老师在评议中与林老师讨论了周礼中对于具体事物的辨别同商周文化的融合这一复杂的前史背景之间的关系。
武汉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覃力维报告的题目为《甘鹏云、王葆心经学通论著述关系考辨》，发言人指出，在民国经学通论著述中，潜江甘鹏云刊印《经学源流考》较有特色，但该书内容与罗田王葆心《经学通论》大体重合。从成书先后而言，甘氏删改王书之迹较为明显，覃老师认为，光绪中期以及光宣之际，二人先后交汇于两湖书院、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可能影响了各自经学通论的成书。他进一步指出，王氏《经学通论》传世本不全，甘书虽不无体例问题，但内容更为完整，因此，要见原编全貌，仍然需要二书合观。在评议环节，高瑞杰老师就王葆心对于今文经学的总体评价更为平和的问题与覃老师展开交流，包括王葆心是在什么意义上肯定康梁学说，造成两人这一差别的原因所在等问题。
清华大学吴迎龙博士报告的题目为《旧典新章：胡玉缙与民初的祀天改革》，吴博士的报告聚焦于胡玉缙与民初的祀天改革的关系，他首先讨论袁世凯祀天改革的核心诉求与理论困境，进而，针对如何具体执行祭天典礼的难题，袁世凯共收到了三份祭天方案，吴博士指出，相比于贾耕和陈焕章的方案，胡玉缙的方案在不损益古制的情况下提出诸多具体的改革条目，既有经学家的操守，在学理上更有说服力，又有新时代下情理的关切，在运用上更具可行性，于是在国会讨论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吴博士希望基于此进一步思考古典礼制如何进入现代政制的问题。在评议环节，范广欣老师就为什么一定要古典礼制进入到现代政制当中去、对袁世凯的讨论在全文论述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理解共和的精神等问题与吴博士展开交流。
中央民族大学安文研老师发表了题为《昭穆制与宗法制、丧服制度的制度互构》的报告。发表人指出，在礼学体系中，昭穆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它与宗法制、丧服制度存在着深入地互构关系。昭穆制不仅是宗法制的实践形态，也是其他礼制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制度，是礼学体系的基础。清华大学赵晓力老师在评议中肯定了安文研老师的研究结论，引申到对葛兰言和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制度研究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经典中的人君之“家”重审儒家人伦思想》。常老师的报告指出，人君之“家”在儒家人伦秩序中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是代表个体亲情的场域，更是人君政教典范和伦理义务的体现。也正是因此，人君得以从“一家之私”出发来展现其“典范之公”，并通过恪守亲亲之道保留“亲亲”作为一种人伦精神的必要性，使家国、公私之间的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兼容。中央民族大学安文研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常老师的论文对“私”的概念进行了很好的界定，明确了公私一贯的伦理格局，并提出了几点文献学上的疑惑。
山东大学蔡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父丧与君丧的冲突如何化解？》。蔡老师指出，父丧与君丧的冲突问题是研究君父关系的重点。通过对父丧与君父相遇时，未殡、既殡、既启等多种情况的殡葬冲突分析，蔡老师指出，孔子的应对方案是以具体情境的紧急性为判断依据。其次，通过对多种情况的丧服冲突分析，虽然以“尊尊”作为权衡标准，但其应对方案也是灵活变通的。北京大学陈立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蔡杰老师的报告清晰地描述了君父两大伦的冲突，不过，在具体的情境下究竟如何去做，陈老师认为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北京大学的陈立瑜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在子与妇之间：礼经对女性情感世界的体察——以〈丧服·记〉“子折笄首”的情境为例》。陈老师指出，礼经认为对于已婚女性而言，子和妇的身份都是内在于她的。因此，礼经针对这个情境制定了“卒哭，子折笄首”的礼，对她返回夫家的时间节点和服饰做出了规定。可以看到，礼经对女性人格与情感有充分的体察和关照，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去为她考虑。中央民族大学安文研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老师观点鲜明，自觉地带入了社会学分析的意识和视角，从人伦实践的角度考虑了妇人兼为女子子的复杂心态，刻画出了女性在双重处境下的道德分量，不过仍有意犹未尽之处，可以结合其它材料扩大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先秦经学视域中的“以意逆志”新探》，报告深入探讨了孟子“以意逆志”思想在经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影响，并阐发了“以意逆志”的深刻内涵与产生的历史背景。评议人肖清和老师指出，该文非常有深意，从经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角度去理解孟子的“以意逆志”，具有很大创新性。此外，肖老师认为孟子的思想在与西方诠释学进行融合的意义上仍有一定的讨论空间。
中央美术学院万笑石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取爵于篚：一项祭礼仪节的变迁及其图像表达》，报告讨论了爵在祭礼仪式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阐述了图绘中的“前献爵”，宋代以来礼图中的篚的形制，以及“取爵于篚”这一环节在礼图中的消失过程。评议人郭永吉老师指出，该文能够从细微处去发现问题，对器物的形制考据也非常深入。同时，郭老师也提出，篚作为器物的形制的变化是否能体现仪节的变化仍然有待商榷。
郑州大学蒋鑫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天体帝德”：郑玄六天说的体用显隐结构分析》，报告讨论了郑玄六天说的哲学意义。蒋老师介绍了郑玄宇宙论的浑天说背景，郑玄六天体系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昊天上帝与五天帝之间的关系。评议人林勰宇老师指出，该文阐释了地与天、诸天、星象之间的关联，内涵丰富。同时，林老师提出，论文最后提到的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之间的同属关系，星象之天元气之天的体用显隐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阐释。
湖南大学许超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君臣父子与家国天下：曹元弼论殷周革命中的天命与人伦》。许老师指出，面对清末由帝国而民国所导致的“无君”的终局，汤武革命问题中“革命”与“放弑”的区别和界限显得尤为重要。曹元弼认为，就传统中国而言，惟有坚持君臣父子之伦序，传统中国之秩序才能得以维持。通过对文王、武王与周公之君臣父子之伦作了深入的分析，曹元弼实是借助文、武、周公来讨论当世人伦的消解，并希望藉此以重建君臣父子之伦。
台湾东华大学程克雅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曹元弼所探讨的汤武革命是经学史中不会回避的一个问题，历代学者面对这一复杂且微妙的问题，在不断的探讨与消解中想要捍卫的仍然是一种经典的理想型。在对曹元弼的学术内容充分挖掘的基础上，程老师对许老师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期待。
暨南大学李旭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周秦之变下的两汉政教意识 ——从“天人三策”到〈史〉〈汉〉书志》。李老师指出，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和司马迁的王道观一本《春秋》之义、孔子之学，其政教理路由内而外、由近及远。及东汉班固撰《汉书》十志，一方面承接《史记》八书的“古今-天人”论域，另一方面在充分吸收新莽古文经学之成就的同时反其道而行，构建出“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的古制图景，力矫新莽以虚文为教化的迂阔与妄诞，开郑玄、杜佑制度礼乐之学的先河。
重庆大学闫云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在李老师的报告中，宋人所探讨的“治出于二”可以追溯到《史》《汉》的志书，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此外，闫老师建议对制度源流的问题意识和探讨方式都可以进一步细化、深入。
重庆大学闫云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大一统文教根基的凝定与化成——由〈春秋〉向〈诗经〉的溯源》。闫老师强调，由《春秋》学“大一统”向“《诗》教”溯源，能够把握周代立国关键时刻中治体演进脉搏，由此窥探三代大一统的文明原理和秩序机制。其中，汉儒《毛诗》学通过对周代诗教传统基本结构、政教内涵、致治逻辑的理论建构尤其重要。闫老师认为，回溯三代立国时刻、治体源流而理解大一统政治的基源性，可以认识到中国文明原理的特质和大一统的普遍性意义。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大一统”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话题，从不同角度和时代来看都具有不同的面向和内涵。将分封制与大一统相关联，是闫老师文章的一个创见，但是否要将这一观点落实到《诗经》上有待进一步考虑。
中央民族大学李明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君师之间：汉魏晋时期的孔子祭祀与孔子形象》。李老师指出，汉代的辟雍礼与魏晋时期的释奠礼都具有祭孔学礼的性质，在制度上具有承袭关系。从辟雍祭孔到太学释奠的转变的背后，是孔子形象的转变：从有德无位、为汉家立法之素王，到君师合一的结构被打破后，师所传之道是尊德尚齿的儒家品格，而不再是致太平之大义。汉魏晋时期孔子祭祀的发展，展现了君师之间、政统与道统之间更为复杂的面向。
湖南大学许超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老师选取祭祀作为切口对孔子形象从汉到魏晋的变迁做了讨论，很有价值。但似乎文章的侧重点更多是在于变迁的结果而非原因，而后者对于深入分析该问题具有意义。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子的孝天与孝亲：论郑玄的明堂礼》。文章通过梳理、分析和比较郑玄对于明堂礼的构建与两汉之际的明堂礼实践、其他经学家的明堂说，明晰了郑玄明堂礼的特点。褚老师指出，在郑玄的建构下，明堂宗祀是最直接的以父配天，它是以祖配天的起点，所以明堂宗祀和南郊郊祀构成一个意义整体，紧密不可分；从义理上讲，天子之至孝由对父的亲亲之情开始。郑玄的感生说一方面由孝亲上升至孝天，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天子应该从天（公）的层面行使家内之孝。但是在后来的经学史以及礼制史中，由于对感生说的抛弃、跳过以父配天直接以祖配天，使得明堂礼的重要性削弱。
重庆大学冯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文对郑玄明堂礼的诠释既有历史感又具有思想层次，揭示出了其中所承载的丰富的义理。孝经讲的严父以配天，讲的很清楚，王莽和明帝的时候其实也意识到了，所以王莽的元始仪里面，讲法与做法之间有点矛盾，发生了背离；明帝的时候也是。这可能是因为实践的目的，而郑玄没有现实的负担，所以能够从经学的、学术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是否能够理解为，这样一种由孝亲推到孝天的这样一种思想，其基础是从经文本身加以提炼的，而相对于这一基础，郑玄的感生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是他发明的地方？
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何仍端报告的题目为《礼闻“来学”，亦作“往教”——王艮论“修身见于世”》。文章想探讨的是泰州学说的一个疑点，即王艮对礼学的态度是否发生了断裂式的转变。通过梳理王艮学说及生平经历的演变，何老师总结了王艮礼学的特点，其一，礼学大纲即是“自卑尊人”。王艮本着师生之礼及恕道的逻辑推论，大倡“尊己”“尊人”的正当性。从“尊己”到“尊人”的中间环节，则是“人亦尊我”。其二，王艮礼学的一贯教义，不在于“别贵贱”，而在于“化贱为贵”。青年的“驭轮上京”、晚年的“修身见世”，皆是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这篇文章征引广泛，文字流畅，对泰州学派的研究非常深入。从王艮对于礼的早期、晚期的讲法，引入到王艮的修身论，从他生平经历的过程中看到其礼学观点的变与不变。何老师非常有见地的一点在于，指出王艮他非常个人性的、去改变别人的倾向一直没有改变，他一直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姿态。但是，如果看王艮儿子的说明，王艮的一生是有一个变化的，存在着从学习到影响他人的转变。所以想请教何老师，王艮一生贯穿的主线都始终在影响他人，还是晚年学为圣人后才影响他人？
北京大学孔祥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试论父之尊的四个层次》。文章旨在回应丧服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厘清尊尊如何生于亲亲，又如何进一步从中推演出多个层次的尊尊。其核心难点在于，如何从含义相对简明确定的亲亲之“一”，推出父之尊、祖之尊、宗子之尊、夫之尊、爵位之尊等“多”种尊尊。通过为父服与为诸母服、为诸祖服，以及为宗子服与为国君服的比较，孔老师认为，父之尊包含生身至亲之尊、家之严君之尊、本族正统之尊、宗子收族继体之尊四个层次。通过区分出这四个层次，可以对父、母、祖等“至尊”的关系、为母服的各种情况、宗子与祖之尊的关系等问题给出比较完善的解释。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这篇论文写得非常成熟，问题意识很强。一般认为亲亲生尊尊，但其中的机制还未被阐释清楚。孔老师从这个问题入手，从尊的层次来加以考察，抓的点特别准确；对丧服的经传，历代学说有也很好的理解，论证特别详细，能够把考证后的原理系统地呈现出来。但是，如何处理丧服传中的私尊？如何处理父之尊与母之尊之间的张力？能否把祖之尊、宗子之尊建立在父之尊之上？这些相关问题还需要更好地加以回应。
复旦大学的郭晓东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因“辞”见义与比“例”推义：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的方法论异同》。郭老师提出，“辞”与“例”都是治《春秋》关键要素，欲明《春秋》大义，或因“辞”以见义，或比“例”以推义。就治《春秋》的方法论而言，因“辞”见义与比“例”推义，二者事实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性。在两汉《公羊》学传统中，发明“辞”法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董仲舒，而在方法论上以揭橥《春秋》“例”为特色的，则以何休为代表。通过对董仲舒与何休的比较研究，可以对作为方法论意义之“辞法”与“例法”的异同有一更为深入的了解，并进而由此彰显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之方法论得失。
北京师范大学秦行国老师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郭老师论述详实，对于两方观点之比较和结论非常有启发性；之后，以朱子对《春秋》文本的处理为出发点，就辞、例关系的理解以及“以礼见褒贬”与“以事见褒贬”的比较与郭老师进行了探讨。
上海交通大学的余治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郑伯克段：兄不亲亲，弟不尊尊？——礼法与人伦博弈个案的公羊属辞研究》。余老师提到，郑庄公杀死亲弟共叔段一案因为渗透着亲亲尊尊的纠结、政治与伦理的对冲而常被后世所议论，但却经学史上却无人点破、理出脉络并阐发郑伯大恶的根本原因是损坏人伦秩序。余老师回归经学诠释的方式，借助《公羊》多种辞法，挖掘并辨析各自所包含的义理而对罪责判定进行第一次系统而集中的哲学论证，即是对春秋学研究的创新和推进，藉此实现对国君带头破坏血亲人伦基本秩序构成大恶的创新性诠释，并一一指出公羊家评价之不足。
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余老师选择《春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郑伯克段于鄢”事件这个切入点非常好，报告中对于该事件中政治与伦理的对冲、国法与伦情的张力余老师都把握的很准确，对于亲亲尊尊问题的讨论很有启发性。
孔子研究院的李翠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何休对〈春秋〉“王”义之发明》。李老师提出，天王、王、天子是《春秋》经对周天子的通称，从《春秋》书法来看，各有义旨。《公羊传》多以例明义，开篇即以文王正始说诠释了天命一统的理念，“继文王之体守文王之法度”者方配“王”之称号，王为正名，天王、天子为通称。何休以《传》为宗，对“王”进行了独特的思想发明和理论创新。他发明“时王之礼”，提出“以天正王”，极大弥补了《公羊》略拙于“治正”的阙漏，强化了《公羊》礼制的普适性及实践性；他以“天子一爵”说重塑“天一天子一天下”的天人秩序，将天子置于爵序顶层，赋予“天子”称号现实层面的政统权利，亦对其权利进行“天”的限制；他明“王鲁”说，“托隐公为始受命王”，塑造一个理想中的圣德广大的“新王”以变革现实中不堪的“旧王”，将天命转向刘汉政统，并且以其三世说构筑的历史进化论为后世之“王”制法。
就此报告内容，郜喆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老师的文章是当下《春秋》学研究新趋势下的工作，对何休《春秋》学的时代背景和义理解读把握比较准确，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之后，就文本理解和论述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从总体思路上，两位老师关于如何理解何休对礼制构建的追求背后的意义以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进行了商榷。
南开大学范广欣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君子与礼义：荀子〈王制〉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范老师细读荀子《王制》篇文本，引入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相关观点与之进行对比，范老师指出，与以卢梭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传统不同，荀子认为人人平等是混乱的根源，也是一种违反自然秩序的不自然的状态，而文明社会在于重建有建设意义的差等秩序，让每个人各得其所，让社会整体和谐安宁。荀子认为，尽管先王创造了文明秩序，在现实世界中这个秩序却不能由一个人，而是由君子群体来维系。因此，就政体而言，他主张由贵族（集体负责）制而非君主制政府来实现先王之道。在评议环节，宫志翀老师就做中国的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与范老师讨论，与此同时，也讨论了对于政治体而言，平等和不平等哪一个是人的自然。
北京大学陆胤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经文”到“经义”——“读书革命”视野中的近代读经法变异》，陆老师的报告关注近代读经法的变异，指出清末通过康梁对今文经学的推崇，经义逐渐从经文中脱离出来。陆老师指出，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与新学科秩序的形成，这一问题已不限于读经本身，更关乎普遍意义上的教化实践与读写生活，预示着一场漫长“读书革命”（Leserevolution）的发端。邓国光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经学瓦解”的问题要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处理，并就“经学瓦解”这一问题的历史脉络同陆老师展开交流。
同济大学孙磊老师的报告题目为《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晚清春秋公法观再审视》，孙老师认为，《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可以在经学的视域下来把握，孙老师分别讨论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和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公法观，强调晚清春秋公法观是现代中国国际法书写中最具有文明主体意识的先行者，对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重构天下文明图景有重要价值。评议环节，范广欣老师就丁韪良传统、春秋公法的理论源头等问题与孙老师商榷。在交流环节，宫志翀老师、邓国光老师亦指出陈焕章的《孔教经世法》的重要理论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独立自由、“去形界”与婚姻的瓦解》，宫老师以女性群体为考察对象，结合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关于女性的讨论，关注近代中国的独立自由观念及其推动的社会变革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男女有别以及婚姻生活。在评议环节中，陆胤老师与宫老师讨论了男女观背后的人论、传统社会赋予男女不同的社会属性、以及儒家在现代开放社会中如何维持属性分别、独立自由这一概念最初包含的负面色彩等问题。
台湾大学黄启书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乐疏中乐律部分的承袭与发扬》。黄老师指出，明代李之藻《頖宫礼乐疏》为当今孔子庙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原典文献之一，其乐疏部分完整涵盖了诗、音、舞三部分。其理论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度数为本，先音后诗舞”；二是“制器审音，方能定乐”；三是“律数悉遵朱载堉之说”；四是“重视音乐之教化功能”。香港中文大学张晓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黄老师对《頖宫礼乐疏》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推进。此外，张老师就李之藻乐学的历史背景、《四库全书总目》对《頖宫礼乐疏》的记载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台湾“中央”大学郭永吉老师发表了题为《西汉乐舞制度与儒家之关系》的报告。郭老师从先秦儒家理念中对雅乐、俗乐的区分论起，厘清雅乐、俗乐之本质与分际，针对西汉朝廷乐舞一一检视，发现绝大多数均非雅乐，最后分析了西汉朝廷所用乐舞不合儒家理念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李晓煦老师就雅乐和俗乐的分际、西汉儒生对雅乐的看法、《东观汉记》材料的使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商榷之处。
香港中文大学张晓宇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九献仪节考：以〈礼记正义〉大祫九献说为中心之考察》。张老师仔细梳理了九献这一礼学难题，逐项分析二祼、朝践、馈献等各项仪节，以杜佑《通典》、卫湜《礼记集说》所辑陆佃《礼记解》、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为例，论说九献学说在中古礼学知识界中的继承、衍伸与修正。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了饮酒礼在礼学当中的重要性，对祼礼的含义进行了补充，就文章的几处细节提出了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李晓煦老师发表了题为《唐代大傩仪制探析》的报告。李老师指出，傩礼最早出现在《周礼》中，随着东汉等朝的实践，至唐发展成熟。李老师对《大唐开元礼》中开元时期的大傩仪制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包括行傩人员和动作流程两大部分。不过至于唐后期，人们对傩礼的功能认知更加理性，民间要素增多，至唐后期不行，傩戏最终取代傩礼成为“傩”的代名词。评议人黄启书指出，李老师的报告考证精审，对傩祭的演变有相当好的发现，之后两位老师就礼图的绘制、佛教化娱乐化倾向对傩戏意义的影响、明清相关仪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老师的报告题目为《背周道而用夏政：从论六家要指看墨家礼制之构建》，报告从身份与非身份的礼制讨论入手，阐释了墨家的礼制内涵，指出墨家是一种选贤制而不是身份制，在祭礼上是生无等级死无等级，强调节用。评议人方朝晖指出，该文从等级的角度出发对儒家的礼制进行批判性分析，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是，仍然需要区分等级与身份这两个概念上的差别，墨家的礼制思想也存在可批判之处。
清华大学马楠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从〈论衡〉看汉代章句的经义论难》，报告提出了循文说解和经义论难的思路，并展开了经义论难的具体过程，提出了论难的整合异同，以及通义作为论难的终结。评议人华喆老师指出，论文功底深厚，具有很大启发，但是南北朝对论难方式的总结是否可以被用作看待前朝的论述是有待商榷的，不同人对论难的讨论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也需要进一步澄清，缺少必要的说明。
北京大学李霖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汉志·六艺略〉刘歆遗意钩沉》，报告分析了刘歆《移书》的写作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汉志·六艺略》中刘歆的表达内涵。评议人马楠老师指出，该文对移书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接下来可以对刘歆对他人进行批判的技巧和技术进行补充，此外，学官的增设问题也需要重新进行讨论和澄清，可以尝试不按民国时期今古文对立的思路，而是回到西汉时期的讨论框架中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到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荀子是礼学大师吗？——构建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的一番尝试》。徐老师认为，近百余年来学术界对荀子在中国礼学史上的地位莫衷一是，这折射出完整精密的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至今阙如。通过辨析九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礼学家与荀子的关系以及中国礼学史的开端，徐老师判断出荀子对后世礼学影响非常有限（至多是礼学名家）且是中国礼学“史前人物”。进而强调，构建儒家经学专业主义评价体系是一项对治经学虚无主义的庞大工程，需要经学共同体付出持久而艰辛的努力。
孔子研究院陈以凤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徐老师对经学史的历史和分类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陈老师就相关问题与徐老师进行了提问和探讨。
黄冈师范学院曾军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何以“居”？——〈礼记〉所载居丧礼及其思想意涵》。曾老师认为，居丧之礼是丧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者守丧之礼。先秦儒家重视居丧之礼，一方面居丧者在三年之中谨守礼节，哀情隆杀有渐，修养得以提升。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居丧礼或许开启了儒学修养工夫路径。一方面合于礼成为社会的普遍行为标准，知人、识人的准的，孝心礼行得到弘扬，醇厚社会风气。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到稳老师在评议中对曾老师的文献综述、文章结构和写作方式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可以再增加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的三次“绝地天通”》。郜老师向我们阐释了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中关于“绝地天通”概念的三次衍变：首先从《国语·楚语》出发，春秋时期诸侯国大夫和史官意图通过“五官”体系来实现“绝地天通”。接着转向孔子编定的《尚书》，“绝地天通”向以天道为核心的政治神学进行转变。最后聚焦于孔子所著《春秋》，强调了通过革命和改易历法来实现政教与天道的重新连接。郜老师认为，以上三者既是对“绝地天通”神话的解释与重构，也是对中国政教文明之基的不断递进。
海南师范大学林勰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我们可以把“绝地天通”的不同阶段理解为人们对同一历史时间的不同叙事和记载，后世学者也具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郜老师的文章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该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海南师范大学林勰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关于“古不墓祭”问题礼学阐释之嬗变刍议》。林老师据先秦秦汉文献记载指出，“墓祭”习俗出现于春秋战国，包括葬日尸祭土地神、岁时以供品祭祀墓主等内容。“墓祭”可能源于戎狄之俗，虽不合古礼，但在秦汉以后作为“庙祭”和“家祭”的补充形式被广泛接受。作为一整套综合性习俗，其内容可能因时代、地域、宗族不同而存在差异。蔡邕所说“古不墓祭”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而是针对东汉明帝所创上陵礼而言，特指古时天子不在墓前举行祭祖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前秦至秦汉墓制演变以及宗庙祭祀与墓祭此消彼长，有助于理解汉代墓祭兴起的现象。
武汉大学杨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前人研究礼学的若干方法》。杨老师首先指出，礼学是一切传统学术的基础，六经皆有礼在其中；同时从广义上来说，礼也是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礼学研究有其悠久的传统，从中可以归纳出五种研究方法：归纳凡例、绘制图表、循次第读礼、注重群经之间与经史之间的内证外证、以及注重明悟大意而非陷入细节。在当今从事礼学研究，则有一些困境需要特别注意：要克服古今知识的扞格，不能采取“六经注我”的盲目态度；需避免饾饤之学；在传承与创新的平衡中要更重视传承的一面，但跨学科、跨文明的比较是当代研究应当把握的创新机会。
北京大学吴飞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平衡传承和创新的问题在张之洞、曹元弼的工作中即有体现，《礼经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除了比较研究之外，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技术手段来进行类似传统绘图研究的复原工作，例如彭林老师的《仪礼》复原就是其中的典范。但新的技术手段更加凸显出了郑玄的注解体系在对待仪式实际可操作性上，与敖继公等宋元之后学者在思路和态度上的差异，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方苞比类法对礼仪的诠释及其义蕴——以〈仪礼析疑〉为中心》。比类法即将事物、现象分类，相互参照、比较，从而求得理义或是非的步骤。郑老师首先介绍了清初经学家方苞在研读《仪礼》时应用比类法的具体表现与特征，指出方苞尤其偏重于“同能见同”的方法，得事物现象之共相进而括例；其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义理；在具体诠释中采取部分与整体相互印证，呈现相当程度的系统性。其次，透过与淩廷堪《礼经释例》的对照，指出方苞着重礼意诠释的特征，而对于论据多寡与凡例普适性的重视程度较为不足，并归因于方氏所秉持的“礼即理”之宋学预设。最后，指出比类乃承袭自朱子“理一分殊”的观念，是为格物、穷理的实践。
井冈山大学邓声国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比类法可以归为释例研究，向上可以追溯到汉唐以来的研究传统，在清初成为学者“以经解经”之思路的具体实践，方苞正是推广此法的重要人物。文章通过将方苞的比类法和凌廷堪的研究相比较，很好地凸显了方苞的贡献和特点。文章提出以「禮即理」的宋学立场来解释方苞以比类法解经的学术研究，或许可以进一步与汉唐学者的释例研究相比较，从而让讨论更全面。
中国政法大学吕明烜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材料先行”与“义理先行”：经学方法论视域中的“三家之僭”》。 吕老师从方法论角度透视《论语》“三家之僭”诸章解释史，梳理出“材料先行”和“义理先行”两种解经策略：“材料先行”侧重考索群经，就事论事，通过系联群经、弥合众说搭建经学语境；“义理先行”则坚守经制，带着对事件性质的判断考量材料。解经方法并不天然地和某种经学立场或阵营捆绑在一起，却透露了注释者对“经”的理解和对解经工作的性质判断，从方法论视角考量传统注疏，对我们思考经学的当代开展方式有重要价值。
武汉大学杨华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文章使用了较为复杂的概念，辨析非常细密，如果有计划就“三家之僭”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本身展开讨论，空间观念的地域性会是一个可能的切入点。从出土楚简中也会有“东南西北”的地理概念，但这些方位是以哪里为中心其实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不同地区的诸侯政权是不是有各自的区域性的空间观，可以作为讨论鲁国祭祀泰山的一个文化背景。
北京大学郭重言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郑玄〈仪礼〉位向注解中的“统于”原则》。郭老师整理了郑玄在注解《仪礼》中各种角色、物品的位置与朝向安排时所提出的“统”之原则，归纳出其典型的形式与传达的礼义。并以设席之位向问题为例，展开讨论了“统于尊者”这一简单原则如何帮助我们通贯地理解，包括在堂上、室内、为神、为人等诸多情况下设席的内在规律。并通过与结构主义方法以象征性结构分析建筑空间的思路之比较，提出《仪礼》中的位向设计不仅仅是基于“象征”逻辑的定位问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通过安排统筹众多人、物内部的相互指引关系，来实现更细腻同时也更灵活的空间叙事。
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在评议中首先肯定了文章很好地运用绘图的方法，清晰直观地呈现了《仪礼》位向安排中的“统”之规律，并对仪式形式生成的逻辑层次展开了解析。其次指出，《仪礼》各篇之间的叙事主题大相径庭，但在有限的行礼空间中，经过反复的折衷权变，很可能会出现偶然性的重叠，这正是其在空间中灵活的一面。因此在讨论形式背后的礼义之时，仪节的语境是让分析更深入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上海交通大学的潘星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是故恶夫佞者》。潘老师注意到，在《论语》中，孔子论“佞”多泛言，唯有一显一隐两处交代了具体语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潘老师以此为线索，参考历代对“佞”字的释义，提出孔子对“佞”的厌恶以及这种厌恶所表现出的孔子对当时政治形态、意识形态变化的担忧以及对品性虚伪之人的批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现代社会中“佞”的野蛮生长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
就此报告内容，李为学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潘老师从古典理论见诸现代问题的问题意识非常值得肯定，“佞”相比反映在个人身上的现象，更恰当地说应当是群体的气质，而《论语》中对佞的讨论对于现代的一些社会问题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报告中对“仁”和“佞”的比较也非常有启发性。
四川美术学院的李为学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语〉中的天学问题》。李老师提出，《论语》“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句中“天道”当作何解释历来有争论。但是近代研究者注意到,“古无以天理做天道解者”。如果说宋儒的“天理”解释传统更为哲学化需要我们警惕的话，那么另一个解释路向就是依照汉儒郑注、司马迁《天官书》中的解释传统，将之与古典历法制度联系起来。而我们恰恰能够读到《论语》中关涉到天学的内容，除了直接论及天道之处，就集中在《为政》《尧曰》等章的尧舜圣王德性问题中，以及郊禘、告朔、舞雩等具体礼制之中，这说明以历法问题为核心的天学问题构成了儒家基础。由此延伸出的天人问题、时间问题也是我们理解儒家政治设计的基础。
就此报告内容，顾海亮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老师从汉儒而非宋儒的观点出发，以历法来理解天学的视角非常有价值，除了《论语》以外，《诗经》《尚书》和礼学中皆有论及天道与历法关系的论述，可以作为李老师研究的补充，同时还建议可以参考日本学者一些对朱子的批评研究来综合考察这个问题。
南通大学的顾海亮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语〉“能近取譬”新考——兼论孔子言“仁”之“德行“政事”之分》。顾老师注意到，《论语•雍也》“能近取譬”章，孔子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答子贡“问仁”，学者多视为理解孔子“仁”学的关键。从宋学义理贯通角度，在“德行”（德性）层面以“恕”、“忠恕”诠释此章的基本思维模式，有其问题意识及哲学理论意义，但也存在不少学理问题。而从汉学文本考据层面讲，以往诠释并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证据，以形成确定之解。通过对《论语》中孔子与弟子论“仁”诸条目作全面梳理与详细解读，顾老师提出由此可见孔子言教弟子采取“因材施教”“因情境设教”的方式，其言“仁”有“德行之仁”“政事之仁”的区分，分别针对“修德者”与“从政者”而言。
就此报告内容，吴小锋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他非常赞同顾老师将“利人”“达人”的概念不单从德性出发，而是放到历史背景里讨论，这是对于经典的研究工作所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吴老师从考虑经史关系的角度，建议顾老师可以尝试将政事层面和德性层面的理解建立联系，以期阐发经文超越时代性的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的陈颖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清华简〈封许之命〉论西周初期的分封》。陈老师提出，清华简《封许之命》是迄今唯一详细记载西周初某诸侯国分封的出土简文。《封许之命》带来的一系列新知，成王封许，始封君是吕丁，他是因功受封，纠正了许慎所言“甫侯所封”、杜预所指“武王封其苗裔”。许慎、杜预解说“许”,可分为糅合先秦旧说、受到汉以来文献影响、推演新见三部分，而后者往往致误，杜预的武王说疑系误读《周本纪》武王封诸侯而来。西周初期分封不能简单看作武王的一次分封，或武王、成王的二次分封，即便是成王时期的分封，也有前后期之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就此报告内容，宁镇疆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陈老师在报告中对于几代分封脉络的梳理非常清晰，对于分封细节的考据详实，采用清华简分析也得出了与一般文本相比更新颖的观点，两位老师随后就周初分封中的逻辑与制衡智慧等作了热烈深入的探讨。
湖南大学殷慧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宋明礼教思想的展开及其特性》殷老师将宋明礼教的特点总结为义理化、主体化和民众化三点，她强调义理化是为了应对汉末以来玄学的质疑和佛学的挑战，此将礼义上升到本体高度，以理、心、良知解礼，建构了相应的形而上学体系。主体化以礼教思想的内向化、心性化为内因，表现为诠释者在诠释礼教规范、礼学经典时的在场，这种倾向与义理化相伴而生，在阳明以心言礼后特别彰显出来。民众化的倾向与主体化相联系，是庶民社会的产物，而阳明的“万物一体”则为民众化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使民众化倾向在阳明后学中发展到极致。在评议环节，张自慧老师就人类的文明史作为教化史的问题、礼之本的内涵、礼仪和礼义二者的区别等问题与殷老师、现场旁听周加李老师展开交流。
上海师范大学张自慧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礼宜乐和：礼乐文明之精神特质——兼论中华文明韧性之根因》。张老师的报告关注中华文明富有韧性和生命力的原因，张老师指出，从文化上说，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特的礼乐文明模式，特别是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礼宜乐和的内在机理。张老师进一步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别探讨了礼宜乐和同“文明以止”的思想渊源以及先秦儒家探索出“文明以止”的路径和方法。在评议环节，殷慧老师就礼之本在中国哲学思想脉络中的理解、“止”这一概念如何统合六经等问题与张老师展开交流。
新疆师范大学依力亚·艾尔肯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先秦儒家“礼教”的“德性”化育及“理性”养成——以〈礼记〉为中心的考察》依力亚老师从《礼记》文本出发，指出礼教化规范为义务、化知识为德行的化育之功，从仁、义两个角度讨论了礼教对于德性养成的作用。在评议环节，李翠老师从编辑的角度与依力亚老师展开交流。
陈赟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礼之起源、秩序本性与文明历史——以〈礼记·礼运〉为中心》。陈老师的报告内容由暨南大学李旭老师代为发言并进行评议，陈老师的报告论证和展示了从神显到人伦的礼学史脉络。在讨论环节，在场老师结合自己的发言内容就这一礼学脉络发表看法和感想。
台湾大学彭美玲老师发表了题为《略论宋代家族塋域之经营管理——兼及其伦理情怀》的报告。彭老师采取文献研究法，旁参考古研究成果，分别展开探讨了宋代家族塋域的营造、维护管理和附带功能，讨论了传统塋域反映的伦理情怀。湖南大学殷慧老师评价彭老师的论文是一篇极为充分扎实的论文，而且有很强的现实关怀。
重庆大学的冯茜老师发表了题为《明堂礼说与汉魏明堂形制复原谫论》的报告。冯老师指出，学者在西汉长安明堂、东汉洛阳明堂形制的复原上存在若干分歧，主要体现为五室、九室方案，以及堂室结构的不同。发言对汉唐明堂礼说和遗址平面，北魏平城明堂，北魏洛阳明堂，唐高宗永徽明堂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指出尽管汉唐时期郑玄礼学极具影响，但其明堂五室说却被排斥在明堂实践之外，北宋徽宗政和明堂是唯一一座采用郑玄五室说的明堂。评议人褚叶儿指出，冯老师的文章通过梳理经说，对建筑学家对明堂的复原提供了有宜的思路，补充了明堂礼制实践和郑玄经说间的差异。
上海师范大学的孙逸超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北宋后期的皇帝祭祖礼制改革——以元丰改制为中心》。发言人指出，北宋后期的皇帝祭祖礼制改革将唐代渗入太庙祭祀的牙盘食、朔望上食等“私”的祭形式移入景灵宫祭祀，结合其它世俗祭祀形式将景灵宫祭祀改造为“时王之制”，与太庙的“先王之制”共同构成国家祭祀。重庆大学冯茜老师在评议中表示，元丰改制的礼制改革研究相较于职官改革的研究较少，孙老师的文章给人很多启发，对于公私概念的使用、此一礼制改革与元丰改制的关系、景灵宫的性质，冯老师认为仍有可商榷之处。
东京大学的程雪茹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敦煌写本〈孝经郑注义疏〉之新探》。发言人对敦煌本《孝经郑注义疏》的书写形式进行考察，着眼于疏文之内容特点，考察其对经文与郑注的特殊解释方法。此外，还对先行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撰者问题进行回应，自敦煌本《孝经疏》入手，说明《孝经疏》所据本之经文及郑注与敦煌出土之今文《孝经》《孝经郑注》及《群书治要》本《孝经郑注》之区别，总结了此写本在今文《孝经》之经文及郑注文本之定著过程中所具有之价值。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程老师对林秀一、陈金木等先生的著作相当熟悉，对敦煌写本《孝经疏》进行了很好的系统研究，不过对于《孝经疏》的节抄现象、邢昺《孝经疏》引皇侃疏的方式以及文中对诸疏观点的对比，陈老师提出了几点质疑。
上海大学宁镇疆老师的报告题目为《清华简〈四告〉与周礼》，报告分析了“野心”一词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封豕”之“封”的变化过程，以及《四告三》中的“懿”字的意义，“威仪”二字的内涵，以及其对“野”的克制。评议人徐渊老师指出，该文深刻地揭示了《四告》中的观念，例如克己复礼等，可以将《四告》作为西周礼义的代表，但是在中国思想史原点的问题和“自古以来”的问题上仍然有待商榷。
中国美术学院朱赢老师的报告题目为《礼崩乐坏时代的特殊器铭：由中山三器反思铭文的功能》，报告以铭文出现在器物外部这一特殊情况为出发点，讨论了中山王器铭的特点，即文体修辞杂糅以及叙事主题集中，以及中山王器铭的告诫意图。评议人杨志刚老师指出，该文从制作方式、文本特点、展示性与纪念性之间的关系推进了中山三器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山三器是否有第三种更能仍然可以继续讨论。
上海市松江博物馆杨坤老师的报告题目为《〈君奭〉孔传“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之研究》,报告讨论了“奭”一词在《说文》和《君奭》一书中的相同和区别之处，并分析了孔传对这一词语分析的过程和问题。评议人宁镇疆老师指出，该文书写得非常细致，但是在文章结论的确定性和清晰性上可以进一步深化，以及在同姓与不同姓的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模糊性，可以进一步予以澄清。
井冈山大学邓声国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清代前期〈丧服〉诠释特点述论》。清代前期的《丧服》诠释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就文献诠释形态而言，这一时期的《丧服》诠释文献大致可分为专门“丧服”类诠释文献、《仪礼》类诠释文献、《礼记》类诠释文献和三礼总义类诠释文献等四类。此外，诠释者们在诠释体例上也呈现出集成式风格。在诠释内容上，既展现出了重视考据实学化的风格，又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武汉大学朱明数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邓老师的论文不仅文献引用非常扎实，而且还涉及到对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深入洞见，对我们了解清代丧服学大有裨益。
北京师范大学华喆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段玉裁与〈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关系蠡测——书段玉裁致徐养原札后》。华老师指出，嘉庆初年阮元组织学者校订《十三经注疏》并撰写《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为后世留下了诸多话题。其中，段玉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细节目前学界知之不多。由故宫藏有段玉裁致徐养原书札一通及今本《仪礼注疏校勘记》可知，徐撰写《仪礼注疏校勘记》初稿完毕，段向徐提出校改文字及开列目录体例等多种意见但被采纳者寥寥。结合段玉裁在经局中的诸多表现，他在《校勘记》撰写过程中更像是一位顾问，而非实际主持者。
澳门大学邓国光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书信作为经学研究的切入点具有很切实的价值，曹元弼先生也曾表明过这一观点。因此，华老师的文章虽然并非“大问题”，但对我们研究《仪礼》的校勘过程很有帮助。
福建人民出版社宋一明老师论文的题目为《陈寿祺与段玉裁之交游：兼考段氏晚年之宋学转向》，由福建人民出版社莫清洋老师代为报告。宋老师认为，近人论及清代小学，总会提到“段王之学”；论及闽中学术，多不出朱子藩篱。但段氏晚年有所谓宋学转向，陈寿祺之经学又与江浙学人遥相呼应。宋老师通过考察学者交往之迹，窥见其学术形成的途径，并观察其思想转变的历程。陈氏与段氏的交游，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学术之一端具有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华喆老师在评议中就段玉裁晚年是“推崇宋学”还是“宋学转向”的表述向宋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对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武汉大学朱明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文本、经义与实践的互动：清代学者“为人后”礼论》。朱老师认为，清代学者对“为人后”的问题具有深入研究。他们坚持“为人后”礼重所后宗、抑本生宗的基本经义，并在日益深入细致的文本研究之中，对“为人后”“为祖后”“间代立后”等问题做出清晰、明确的解说。更在恪尊经义的前提下，努力拓展文本的诠释空间，将现实关怀灵活地整合其中，发挥血缘伦序的调节作用，最终清晰规定宗族成员的继承次序，在理论层面塑造出指导士庶实践的严密而理想化的礼仪模式。
华南师范大学雷天籁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朱老师的文章将许多清代学者有关“为人后”的问题都统合在了一起，不仅清晰、有条理，亦对把握清代丧服学的整体脉络有所帮助。
孔子研究院张斌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祀孔衍变与优礼孔子后裔的重要意义》。文章对祭孔活动及对孔子后裔的优礼进行了历史梳理。张老师指出，自宋代以来，到1935年，将孔子后裔奉为衍圣公，期间共历时八百多年。衍圣公的爵位是严格按照宗法制度的嫡长子来承袭的，其主要职责包括祭祀孔子、管理孔庙及推荐任命官员。祭祀孔子的活动也随着其地位提高，规模越来越大。对孔子后裔的优礼，存在着尊崇道德、构建教化和治国方略、塑造封建王朝合法性以及引领社会风尚的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李明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文章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梳理得相当详实，抓到了很多关键的问题，也考察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指出衍圣公和奉圣公的封号，采取了宗法制。期待张老师进一步加以推进的是，祭孔的庙存在着许多的层次，孔子的庙很早就走出了曲阜，超越了一家一姓的意义，具有公开的、公私两重不同的面向。去考察这多重层次之间的互动过程，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也期待张老师之后的研究为我们揭示学术对孔子祭祀的影响。
外交学院周加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对比视角下的中国国宴及背后的文化研究》。李老师采用对比法，对比分析欧美国家与中国国宴的差异。欧美国宴采用分餐制，独立烹制，重视整体呈现；中国国宴则采用共食制，烹制方式讲究调和。国宴差异背后的文化根源在于，欧美国家国宴存在个人化、节俭化与平等化的特点，背后有深厚的基督教渊源；中国国宴则可用集体化、调和化、隆重化与差异化来总结，往往通过饮食来表达情谊。
湖南大学石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饮食文化研究，国内做的人很多，但大多抱有猎奇心态，研究方式和专业研究机构有所区别。周老师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开篇就揭示了饮食是塑造一个人的身份问题，并提高到一国、一民族的精神象征。但需要厘清一下中国分餐制的历史沿革，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有三种用餐形式：秦汉，采跪坐分餐制；魏晋南北朝后，由于北方胡族进入，开始在同一桌子上饮食，圆桌分食，但仍然有分餐的影子，历史学家称之为围桌；合食制实际上是直到北宋初期才出现的。
湖南大学石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郑注“八珍”的饮食文化内涵》。“八珍”典出《周礼》，向来是中国高端饮食的代名词。石老师指出，郑玄注释《周礼》，牵合《礼记·内则》，以淳熬等八物解释“八珍”，其说的核心是将“八珍”看成是天子以饮食奉老的礼宴。与宋代以降，社会上逐渐兴起的食材“八珍”说不同，郑注“八珍”说有着丰厚的饮食文化内涵。支撑郑说成立的食礼体系和饮食养老的观念，作爲两大内核，始终贯穿中国饮食的发展变迁，是其中不变的文化传统。
中国美术学院丁筱老师在评议中指出，石老师这篇文章对郑玄注周礼“八珍”解读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最大的特点是，除了礼学的内在逻辑之外，石老师同时关注到郑玄学说中的社会历史故事和现状的因素，所以他所勾砌出的先秦养老奉食的传统，解读了郑玄食礼的现实原因，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价值所在。文章在余论中，还区分了以宋代为界，中国饮食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变与不变，这也是古今之变中重要的问题。石老师以郑注“八珍”为限，展示了经学家在义理上展现出的创造性以及在经世方面耦合的努力。
中国美术学院丁筱老师报告的题目为《黄宾虹对经、史、子与中国画价值的重构》。丁老师提出，作为现代中国最具古学修养和世界意识的画家，黄宾虹在中华文明处于“存亡绝续”的历史时刻逆流而上，将中国画之思想基础推及老子之学，不仅重构了以“史官-老子-司徒-孔子”为序列的上古学术谱系，还本着“艺术救亡”的目的，发挥道家思想中的“经世”意义，提出“言东方文化者，首重逸品”的观点。在中西冲突的文化语境中，黄宾虹重新发明了中国画与老学思想的普遍价值与世界意义。
中央美术学院万笑石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丁老师非常敏锐地指出黄宾虹阶段性的变化。期待作者进一步补充黄宾虹的学习史，包括他的藏书、学习经历等，将会是非常有意思的议题。此外，文章还解释了王宾虹做法的现实需求——回应外来冲击。是否是时代的迫切感，促使他采取这种重构甚至是创新的做法？
上海师范大学的高瑞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道与伦常：郑玄郊天礼考辨》。高老师提出，郊祀礼展现为人道与天道的直接勾连，在王朝礼仪中居于最尊地位。郑玄郊祀说一方面强调天子郊天皆于夏正建寅之月，有祈谷与报本两重意蕴；另一方面又区别周鲁之郊：鲁博卜三正，且始郊于周正建子之月；天子郊礼建构为三等：冬至以远祖配昊天上帝于圜丘，夏正以始祖配感生帝于南郊，季秋以受命王泛配五帝于明堂，如此网罗众家、融通群经，丰富了天学的层次与政教意涵。推诸其知识背景，与汉代气化宇宙论颇有关联：从星象上看，天为降气生物的根源；从气学上看，天地万物又同出于元苞。郑玄将“天降气”与易之元、太极作一融通，强调六天合元、天物同极，从而兼顾宇宙本体的一元性与社会伦理的分殊性，并通过圣人感生与有父的结合，使天道与伦常巧妙融合，深刻体现出其融通宇宙秩序与政教文明的经学诠释能力。
李晓璇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高老师对郊祀与宇宙论关系的洞见很有价值，使得礼制与形上学之间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融贯的联系；李老师特别提到，报告中对于帝喾祭祀的解释非常精彩而有启发性；之后，对于文章中气化宇宙论部分的一些细节问题，两位老师进行了探讨。
孔子研究院的刘晓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吐鲁番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几个问题》。刘老师提出，郑玄为《论语》所作的《论语郑氏注》，是他晚年之作，对研究他的思想具有重要价值，在《论语》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却在流传过程中渐渐亡佚了。二十世纪初，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发现了几件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之后，又相继出土了一些《论语郑氏注》残卷；1969年，吐鲁番阿斯塔纳三六三号墓出土了著名的唐中宗景龙四年卜天寿写《论语郑氏注》长卷，为研究《论语郑氏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刘老师正是从这三十一件敦煌、吐鲁番写本的残卷着手，对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文本校勘、流传脉略问题进行阐述，对《论语郑氏注》的特色与郑玄在其中体现的校经取向与思想表达做了相关探讨，以期对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研究有所助益。
徐到稳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刘老师的文章中对于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的文献学考据详实，对于文本本身的关怀于郑学研究而言很有价值；不过对于唐写本对于郑玄在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徐老师与刘老师各从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的经验进行了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晓璇报告的题目为《董仲舒郊祀论与西汉前期郊祀礼制小考》。李老师注意到，汉武帝对郊祀礼制的兴趣与元光元年拔擢儒生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在时间上非常巧合，使人思考善言“天人之际”的董仲舒是否对汉武帝朝的郊祀礼制有所影响。李老师通过爬梳考证《繁露》“郊祀七篇”的郊祀论与西汉前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郊祀礼制的关系指出，由秦及汉初皇帝郊祀的时间安排，可知董仲舒上“天人三策”进入汉武帝视野的时期，正是汉武帝开始醉心于“巡狩封禅改正朔”等国家礼制活动的开始；《太初历》所确定的新的岁首，正是董仲舒三统循环理论下继周者用夏正的建寅之月；郊祀太一的时间，也正遵循《春秋繁露》和《公羊传》所说的“郊必以正月”。可见董仲舒郊祀论对汉武帝郊祀礼制的影响。
高瑞杰老师在评议中提到郊祀记录真伪的问题，肯定了李老师对西汉郊祀的考据非常细致，包括对于秦汉相交之际的礼制变化、父天母地观念对郊祀的影响等；关于西汉郊祀中的“正月”历法问题，两位老师进行了探讨，高老师还就“鲁郊”与李老师商榷了一些意见。
会议闭幕式暨“张锡恭先生与经学研究”圆桌论坛于9月1日16:20—18:00在开元厅举行。主持人为上海市松江区博物馆杨坤馆长。上海交通大学林振岳副教授、北京大学周飞舟教授、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台湾成功大学林素娟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湖南大学殷慧教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何仍端博士、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吴飞教授等八位老师参与论坛。
林振岳老师首先发言，他首先对吴飞教授几十年来默默推动对张锡恭的研究表达敬意，引导观众再次回顾了张锡恭先生的一生，并介绍了未来计划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茹荼轩遗书》的情况。
周飞舟老师第二位发言，他回忆了自己与吴飞老师的交往和友谊，称自己是“第一批外行的读者”。周飞舟老师称张锡恭的《丧服郑氏学》是最好的经学引入书，这本书很像一个教材，既对于门外汉来说很友好，又对于专业学者而言具有足够的挑战性，可以说是“循循善诱又深不可测”。从社会学学者的角度看，书中的传统资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日用不知、习焉不察地生长着。
第三位发言人是邓国光老师。邓国光老师对周飞舟老师的演说表示肯定，他从具体的事件讲述了文明巨变背景下张锡恭、曹元弼等民国学人德行文章的价值与意义，并且讨论了今天经学研究、礼学研究的意义。
第四位发言人是林素娟老师。林老师分享了过去两天的会议中的收获和感受，她尤其提到张锡恭先生特殊的精神，以一经通群经，回应文明的巨变。同时，她也指出了礼学在今天面对的几个挑战，如何理解礼仪的现当代性，在大学研究的学科分化如何研究礼学，如何面对异文化。此外，她分享了从会议中收获的关于张锡恭与《周官》的心得，并对会议的召开表达感谢。
第五位发言人是王锷老师。王老师回忆了自己过去三十多年读礼学、读经书的历程，尤其是编纂《十三经辞典》的艰辛。之后，他就张锡恭著作的命名问题与吴飞老师、林振岳老师进行了交流，并讨论了张锡恭著作使用《三礼》的版本学问题。
第六位发言人是殷慧老师。殷老师回忆了过去自己阅读《茹荼轩文集》的经历，讨论了张锡恭兼宗汉宋的学术取向与清末学术潮流的关系，以及参观松江博物馆时对南菁书院教育传统的感受。
第七位发言人是来自法国的何仍端老师。何老师对大会邀请表达衷心感谢。作为一个汉学研究者，他对能够与张锡恭先生相遇感到荣幸，表达了希望能够将中国的丧服研究带到法国的愿望。他表示，抽象的、纯粹的宗法的研究或许并不是最能诠释中国礼制的，从张锡恭先生的《正尊降服篇》中，我们对亲亲尊尊的原则能有更好的了解。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吴飞老师。吴老师对几位老师提出的张锡恭读书问题进行了回应，与几位老师继续讨论了汉宋之争的问题和晚清南菁书院的学术传承，对张锡恭的人格精神表达了崇高的敬意。
至此，经过两天的研讨，二十多个分会场共计百余篇论文的讨论，“礼乐文明的精神”第十届中国经学国际研讨会圆满落幕。
